让民营经济走向更加广阔的舞台（一）

 

1、在社会主义条件下搞市场经济，必须坚持两个“毫不动摇”，大力发展民营经济。

把市场经济引入社会主义，这在历史上没有先例。我国经济体制改革这一创举，不仅是世界性突破，也是世纪性突破。这意味着，我国今后的经济发展路径，既不会持续沿袭传统的“一大二公”的“单一公有制”，更不会照搬照抄西方资本主义的“单一私有制”。我们从自身实践和国内外正反两面经验认识到，在传统的“单一公有制”条件下，各类经济主体之间没有互为压力的竞争关系，难以形成各类经济主体相互促进、共同发展的内在机制。而“单一私有制”的西方资本主义所有制结构，虽然存在激烈竞争的“丛林法则”和由社会分工而客观存在的“产业链依赖”，但本私人资本的“逐利天性”不可能自觉而充分供给社会发展所必须的公共产品和公益事业，无法实现社会正义和公平，难以避免社会的两极分化和贫富不均。因此，我们要建立的是一种全新的经济制度，即“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在这种制度下，我们既要“毫不动摇地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又要毫不动摇地鼓励、支持和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二是不可偏废、不可或缺。民营经济只能发展壮大，不能消弱。
 

2、发展民营经济是我国社会生产力现状的客观要求。 

我们知道，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一个国家选择什么样的所有制结构，取决于该国的社会生产力状况。改革开放40年来，我国社会生产力落后的状况得到了极大改变，但就整体而言，社会化大生产和“非社会化”小生产并存，生产力发展多层次、不平衡的状况并没有根本改变，与之相应的应该是不同性质多元所有制结构。这方面，我们曾走上走过一段弯路，改革开放之后，我们党从中国社会生产力不发达并呈现多层次的实际出发，在毫不动摇的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同时，鼓励、支持和引导个体、私营、外资等非公有制经济发展，极大地解放和发展了社会生产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展现了巨大的制度优势。
 

3、我国当前的需求结构也要求我们毫不动摇地鼓励、支持和引导民营经济的发展。

现代经济理论告诉我们，所有制结构不仅决定了生产力结构，还决定了社会需求结构。按照是否具有竞争性、排他性和营利性来划分，社会产品分为公共产品，私人产品和准公共产品。非公有制经济更适合生产和供给具有竞争性、排他性和营利性的私人产品，尤其是丰富多彩的精细化、便利化的居民消费品。公有制经济尤其是国有企业更适合供给公共产品、从事公益事业，满足社会经济发展的公共需要。介于二者之间的“准公共产品”，则更适宜于有国有资本和社会资本的合资、合作企业来供给。从这个意义上讲，民营经济不可或缺，随着消费需求增长、升级，还需进一步发展和提升。
 

从实践看，我国这种“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经济生态，正在产生多方面的“生态效应”。一是分工互补效应。一方面，通过国有资本加大对公益性企业的投入，在提供公共服务方面作出更大贡献，进而为非公有制经济发展提供公益性支撑和保障；另一方面，通过国有企业“公益类”和“商业类”分类改革，进一步降低商业类企业的国有资本再投入，为非公有制经济充分发展拓展了空间。二是竞争替代效应。不同所有制主体，在权利平等、机会平等、规则平等基础上的相互竞争、相互约束、相互学习、互为压力，将形成一种“鲶鱼效应”，使得无论公有制经济还是非公有制经济都可以在彼此之间的平等竞争中不断提高创新能力和市场竞争力，从而实现共同提高。三是合作共生效应。随着国企改革的深入，混合所有制经济应运而生。这种新的经济形态，一些是国有资本投资项目允许非国有资本参股形成的国有资本控股的混合所有制企业，有些是非公有资本控股的混合所有制企业，有些是企业员工持股，形成资本所有者和劳动者利益共同体，进而形成“公私共生”和“劳资两利”效应，最终实现“资本联合”和“劳动联合”的内在有机统一，为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奠定经济基础。四是社会稳定和政治安全效应。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通过“新人新办法”解决了我国转型期“人向何处去”和“钱从何出来”，妥善解决了改革发展和稳定的转型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