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有效市场”与“有为政府”协同发力的全新模式，为中国式现代化注入强劲动力。
2024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必须统筹好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的关系，形成既“放得活”又“管得住”的秩序，再一次把“有效市场有为政府”这一市场经济运行的全新模式亮出来，这对更好认识和处理政府与市场关系、全面深化改革、加速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都具有重大意义。
一、破解世界难题的中国答案
如何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让“看得见的手”和“看不见的手”协同发力，堪称经济学上的世界难题。西方经济学界通常把政府和市场看成二元对立的，导致理论上经济自由主义与国家干预主义两种观点水火不容、争论不休。当今世界西方国家出现的种种治理乱象，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政府与市场关系的错乱。
1、一对矛盾与四个象限
实践中，市场通常是根据供求关系自发运行的，这就难免因供求不平衡、外部性和信息不对称而导致失败。正是市场的失败为政府介入提供了理由，加至公共产品的生产、外部成本和效益，以及不完全竞争市场条件下提高效率，政府的干预有可能使资源得到更好配置。问题是政府也会出错，也会导致失败。特别是政府的不当干预会带来更大问题，导致更可怕的失败。因而西方经济学界就完全陷入了两难境地，把政府和市场这对矛盾视为二元对立的双方，并由此推导出政府与市场关系强弱的四个象限即“强政府、弱市场”；“弱政府、强市场”；“强政府、强市场”；“弱政府、弱市场”。按西方理论，双强或者双弱的状况都无法立足，只有一强一弱两种选择。要么是市场主导，形成强市场、弱政府，这就是理论上的经济自由主义；要么是政府主导，形成弱市场、强政府，这就是理论上的国家干预主义。这是典型的形而上学。按这种“政府/市场”分析框架来指导经济实践，必然导致错误的政策选择。
2、中国答案：二强并进的全新模式
我国在改革开放40多年探索实践中发现，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既有对立的一面，又有统一的一面，是一种对立统一的辩证关系，它们之间的矛盾可以在经济体制逐步深化的改革中得到解决。自从党的十四大确立市场取向这一政策总目标以来，我们的探索不断深入。党的十五大提出“使市场在国家宏观调控下对资源配置起基础性作用”；党的十六大提出“在更大程度上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党的十七大提出“从制度上更好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2022年3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快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的意见》提出“有效市场、有为政府”新概念。可见，我们党在40多年改革开放实践中，逐步探索出了一种从政府主导到市场主导，再到政府、市场两强并进的全新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运行新模式，为解决市场经济的世界难题提供全新的中国答案。
3、“有效市场有为政府”模式可行性植根于中国特有的市场经济体制
“有效市场”的核心内涵包括完善统一的产权保护制度、一视同仁的市场准入制度、规范有序的公平竞争制度，以此确保通过市场机制创造更加公平的市场环境、激发企业的创新活力，使各类市场主体同等受到法律保护、平等使用生产要素、公平参与市场竞争，从而各展其长、优势互补、共同发展。“有为政府”的核心内涵包括加强市场监管行政立法、强化统一市场监管执法、全面提升市场监管能力、强化反垄断反不正当竞争行为，破除各种地方保护和区域壁垒，实现科学的宏观调控和有效的政府治理，确保市场经济稳健有序运行。“有效市场有为政府”概念从根本上打破了政府、市场零和博弈、二元对立的传统观念，构建一种强政府、强市场的二强并进的全新模式。这种模式的可行性植根于中国特有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中。我们知道，西方市场经济的主体是私人企业代表的私人利益，表面上政府与市场孰强孰弱，实际上反映的都是资本内部的相互角逐，政府与市场间是一种二元对立的关系。与西方市场经济截然不同，中国是以公有制为主导的市场经济，市场主体与代表公有利益的政府没有根本利益冲突。其他市场主体的局部利益时或与代表整体利益的政府产生某种冲突，也不影响政府与市场的基本关系。市场经济体制在中国的建立和发展过程，实质上是一个政府与市场从“部门共存”的互补关系转变为“嵌入融合、相互促进”的共生关系的探索过程，也是一个“有效市场”与“有为政府”协同共生的过程。
二、中国模式为中国式现代化提供强大动力和制度保障
中国模式以“有效市场”与“有为政府”的良性互动为基础，让“看得见的手”和“看不见的手”各展其长，同向发力，既从微观上充分激发出了各类市场主体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又从宏观上创造了公平公正、规范有序的市场环境，这就为中国式现代化提供了强大的内在动力和制度保障。
首先，中国模式推动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更好适应，有助于进一步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中国模式从根本上打破了政府与市场的二元对立状态，统筹处理好了二者的相互关系，并在不断深化的改革进程中，构建起不断优化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机制，既能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用好价值规律、竞争和供求规律等市场机制，进一步解除对生产力的束缚，让各种生产要素的活力竞相迸发，让一切创造社会财富的源泉充分涌流，为中国式现代化提供坚实的物质基础；又能更好发挥政府作用，弥补市场失灵，为市场有效配置资源和经济平稳运行创造良好发展环境，维护公共竞争秩序，完善宏观经济治理，同时规范收入分配秩序，维护公平正义，扎实推进共同富裕，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地惠及全体人民。
其次，中国模式以改革为动力，不断破除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体制机制障碍，将更好激发全社会的内生动力和创新活力。一方面，改革破除了各种体制障碍，将更好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创造更加公平、更有活力的市场环境，使资源依据市场规则更有效地配置，最大限度激发各类市场主体的创新活力，激发全社会的内生动力，促进各种所有制经济优势互补，共同发展。另一方面，将进一步深化改革，健全宏观经济治理体系，完善宏观调控制度体系，强化政策统筹协调，保持宏观经济运行稳定，不断提升宏观经济的治理能力水平，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把我国制度优势更好转化为治理效能。近年来，我们从微观企业和市场需求出发，陆续废止、修订和纠正了一批妨碍统一市场和公平竞争的政策措施，破除了限制市场发挥作用的体制机制障碍，有效释放了市场活力。
再次，中国模式是一种开放式的运行模式，可以在发展中自我调整和完善，不断优化制度供给。“有效市场”与“有为政府”的协同配合，使得中国模式具有很强的与时俱进的开放性，可以随着技术进步和经济发展，不断修正变革自身运行规制，在制度设计和政策法规上不断深化完善，优化制度供给。以当前新技术革命为例，面对以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技术创新高度依赖市场自发秩序的现状，中国模式秉持审慎包容的立场，将改革的着力点放在辨析这种市场自发秩序的合理性上，承认创新的试错性，珍惜创新每一步进展，及时填补制度漏洞，及时总结体制机制改革的经验，在政府与市场的良性互动中，形成推进高质量发展的战略性、基础性制度体系。中国模式这种紧贴经济技术新发展不断进行规制创新的开放性，有效促进了我国现代化动力的可持续生成和发展。
三、中国模式需要在实践中逐步完善和发展
对照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要求，我们在政府与市场关系的建构上，还有诸多不周到不充分的地方，“有效市场有为政府”模式还需在实践中逐步完善和发展，当前可以在以下几个方面发力。
1、聚焦“更加公平、更有活力”发力。市场经济一旦形成，就会形成自己的规律和逻辑，只有尊重市场规律，充分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而不是肆意干预，才能确保市场经济的高效运转。因此，要深化改革，进一步规范政府行为。凡是通过市场能解决的应当由市场去解决；通过市场难以解决的可以通过中介组织、行业自律去解决；即使需要政府加以管理的，也要首先考虑通过审批之外的其他监管措施来解决，运用行政权力去解决市场经济问题当属最后的选项。因此，要进一步深化要素市场化改革，推动市场基础制度规则统一、市场监管公平统一、市场设施高标准联通。确保生产要素市场畅通流动，各类资源高效配置，市场潜力充分释放。要不断完善产权保护、市场准入、公平竞争、社会信用等市场经济基础制度，强化反垄断和反不正当竞争，加强公平竞争审核刚性约束。要完善市场供求关系决定要素价格机制，防止政府对价格形成的不当干预。健全劳动、资本、土地、知识、技术、管理、数据等生产要素由市场评价贡献，按贡献决定报酬的机制。
2、聚焦“更加规范、更好协同”发力。一个有为的政府应该是“强化市场型政府”，即通过政府的积极作为，使政府与市场在良性互动中发挥“1+1>2”的作用，从而更加规范、更好协同。这就要处理好几个关系：一要处理好活力与秩序的关系。既要“放得活”，又要“管得住”。不仅要放宽市场准入，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充分激发各类市场主体活动；又要通过完善法治环境和监管体系，确保市场秩序和公平竞争。二要处理好效率与公平的关系。效率意味着按市场机制优化资源配置，把“蛋糕”做大；公平意味着按社会正义把“蛋糕”分好。这就要推动有效市场、有为政府在运行中更加规范、更好协同，切实把两个方面优势都充分发挥出来，凝聚起全社会的力量，确保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三要处理好发展与安全的关系。发展是经济的核心目标，安全是发展的基础和前提。统筹发展与安全，既要通过有效市场实现安全前提下的稳健发展，又要通过有为政府创造的安全环境，为发展提供坚实后盾和保障，并在发展中不断巩固安全基础，进而实现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良性互动。
3、聚焦“更加系统完备、更加成熟定型”发力。深化经济体制改革是一项系统工程，政府与市场关系居于核心地位，理顺这个关系不可能一蹴而就，只能在深化改革中逐步实现“更加系统完备、更加成熟定型”。其一，政府是市场的建构者，“有效市场”的形成，要求政府放弃一些不属于自己的权力，推动权力经济向法制经济的转变。其二，传统社会主义理论强调，消灭私有制，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却承认私有经济存在的合理合法性。政府如何公平对待公私企业的利益冲突，确保私有经济市场主体依法平等使用生产要素、公平参与市场竞争，依法正常发展和规范运作。这是一个全新课题，需要在改革中长时间实践探索。其三，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在改革开放中逐步建构起来的。政府在传统体制下形成的组织体系、运作方式和行为态度都必须彻底改变。这就要进一步深化转变政府职能的体制机制改革，着力构建市场机制有效、微观主体有活力、宏观调控有度的经济体制，让高水平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更加系统完备、更加成熟定型。
